古，距今遠矣；藝，離俗遠矣。好古之人，戀藝之君，不愿隨波逐流，不肯相信時間可以改變永恒的美。他們寂寞地搜尋，固執(zhí)地堅守。他們找到了被時間這個永恒而嚴酷的濾器所淘下的藝術菁華，更找到了古往今來智者雅士同心向往的精神歸宿。

　　歷代藝術品正是由于文人騷客們的吟唱歌頌而歷久彌新、熠熠生輝。本篇所論之紫砂壺藝術，也正是由于文人的參與而成就輝煌。
 
　　在紫砂史上，最早有文人士大夫參與的事例是宋代的蘇東坡。他設計了一款“東坡提梁壺”，并有“松風竹爐，提壺相呼”之句。但保守地說，這大概只能算是美好的傳說，采信證據不足。有確切史料記載的，應為元末蔡司霑《霽園叢語》里所云：“余于白下獲一紫砂罐，有‘且吃茶清隱’草書五字，知為孫高士遺物。每以泡茶，古雅絕倫。”這里罐即壺。

    孫高士即元末名士孫道明，號清隱，曾名其居所為“且吃茶處”。今人無緣見此壺。中國古史以確信而著稱，既見諸史料，必確有其事。由此可以說，元末孫道明應為文人參與紫砂壺事的第一人了。吳鎮(zhèn)（元）在其著作《論畫》中有“墨戲之作，蓋士大夫之余，造一時之興趣”，想必，這位孫高士就是這種“一時之興趣”，于不經意間，偶爾在紫砂壺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鴻跡。

　　真正受文人影響并明確有文人參與的紫砂壺制作，應推明代紫砂巨匠時大彬。清吳騫在《陽羨名陶錄》中，記有“時大彬喜作大壺，后游婁東，聞陳眉公與瑯琊、太原諸公，諸公品茶試茶之論，乃做小壺”。這里的陳眉公為與董其昌齊名之陳繼儒，時大彬作為一個身處底層的紫砂藝人，能與當時藝術界頂尖人物“品茶試茶之論”，可見大彬時名之盛。當然，“品茶試茶”之茶具，定為時大彬所作之大壺。那么這個大壺究竟有多大？可參見明人丁觀鵬、文徵明所繪之畫作，確實很大。按畫作之比例，用現在的眼光看，應有2500C之多。這樣的壺使用起來很是不便，很重。

    這對“年二十九，取儒衣冠焚棄之，結茅蓖山之陽……詩文雖短翰小詞皆極風致”的陳繼儒等人來說，肯定是難以接受的。明代是一個保守與前進、嚴酷（文字獄是其代表）與浪漫并存的非常時代。充滿矛盾和懷才不遇是這時文人的普遍心結。結茅山野，超逸脫俗，連詩文都“端翰小皆極風致”的陳繼儒，難免會對時大彬提出：要把壺從大改小，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持之、一手捋須吟詩的雅器，那該有多好。朋友相聚，人手一壺，對合吟唱，豈非樂事？時大彬聽從了陳繼儒等人的建議，開始改制小壺。

    當然，這些小壺的概念并非如今只有100 200CC的小壺。不過，時大彬將壺從2500CC改到了只有300 400CC左右（確切紀年出土的三把大彬壺容量均在300 400CC左右），確實是文人參與后的一大變革。時大彬這一變革，將制壺工藝手法和壺型大小規(guī)格基本固定下來，并使流傳至今，可以說，陳繼儒等人功不可沒，是文人參與紫砂壺制作的一個光輝里程碑。

　　至清康熙、雍正年間，紫砂史上又出現了一位承前啟后的紫砂巨匠—陳鳴遠。陳鳴遠的紫砂制作技藝“年少成名，特以表之”，可以說是一位天才的紫砂藝術家。他年少即成名，固然是其天才、努力的一面；但鳴遠之技能數百載而流傳至今，仍被視為珍寶，與他和文人常聯系、互學習、相結合，亦有著不可磨滅的關系。清吳騫《陽羨名陶錄》云：“鳴遠名噪一時，其足跡所至，文人學士，爭相延攬。”特別值得注意的，這里是“爭相延攬”。

   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？當然是彼時文人仰慕、佩服陳鳴遠的紫砂技藝，并以為鳴遠制器題詩落款為幸事。鳴遠先后與陳維崧、汪柯庭、楊中訥、曹廉讓等文人相交甚密，在交往過程中，陳鳴遠聽取、吸收、采納了這些文人學士對紫砂器物制作的喜愛和偏好，積極地將他們所提奉的意見建議付諸實踐，并由此開創(chuàng)了紫砂文房制作的先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