瓷器鑒定這行，最重要的是要多見東西，見真東西，見好東西。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，那時我剛參加工作，我們文物店大量收購瓷器，給了我一個很難得的學習機遇。

　　這段經(jīng)歷說來話長。1956年全國各行業(yè)開始公私合營，文物行業(yè)也不例外，我們文物店合到了舊貨商店，對外號稱是舊貨商店的古玩組。古玩組是企業(yè)化管理，考核指標是每月的營業(yè)額。當時古玩組占用店里13000元資金，店里要求每月周轉一次，也就是說每月要賣出13000元的古玩。這是個很艱巨的任務，當時組里就三個人，辛友三、我和一個會計。辛友三年紀大了，跑進跑出的基本就靠我一個人。除了業(yè)務量大，最大的問題是當時文物不值錢，玉鐲子1塊錢一個，扳指5毛錢一個，花瓶一般幾塊錢一個，這樣的行情每月要完成13000元的營業(yè)額真是不容易。
　　幸虧我們與北京進出口工藝品公司有合作，他們幫了我們大忙。這是怎么回事呢？剛建國那會，中國特別需要外匯，但是當時中國能出口創(chuàng)匯的工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品幾乎沒有，只有文物在國外比較受歡迎，老外認這個。當時做文物出口的，全國只有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廣東四大口岸，我們收上來的文物大部分都是賣給北京進出口工藝品公司，濟南文物店等于是他們在山東的代收點。有了這個大客戶，我們每月13000元的營業(yè)額才能順利完成。
　　古玩組的三個人分工明確，辛友三師傅跟會計主要負責在店里賣貨，我負責在外采購。那時社會上流傳的文物太多了，我們可以隨意挑揀，一般的東西我們根本看不上眼。而且國家對于文物出口有嚴格的標準，像瓷器，乾隆60年以前的不允許出口，這是一道硬杠杠。所以為了配合北京那邊的要求，瓷器我們一般只收同治彩，民國瓷器只有細路貨我們才收。那段時間，我們文物店出現(xiàn)了一個很好笑的現(xiàn)象，老東西不收，因為過線了外貿(mào)出不去，北京不要，又壓我們的資金。
　　 漸漸的，山東地界上符合要求的文物越來越少了，我開始往南方走，最常去的地方是揚州，在那里一住幾個月。揚州周邊文物比山東厚實，特別是瓷器，我在那住上兩個月，就能收個幾十箱子。我也不去別的地方，就住在揚州文物店旁邊的旅館里，他們派人下去收文物，收滿一船就運回來，文物店的祁文萃經(jīng)理再喊我們這些外地的文物采購員去店里“瓜分”。那段日子很難忘，也很有意思，認識了很多人，見識了很多珍貴的文物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一共有8家外地文物公司的人在那里等貨，運回來的瓷器把揚州文物店的幾個屋子都堆滿了，院子里也堆的無處下腳。一下子來了這么多好東西，大家眼里放光，都想先上去挑貨，這可把祁文萃難壞了，都是好兄弟好朋友，讓誰先上都不好。最后他想了個辦法，8個人抓鬮，按號排隊，1號先進去選，但是只能拿一件，隨后其他人按先后順序進去，都是只能選一件。這樣做很公平，每個人都很高興。那一次每家文物公司都挑了幾十箱子貨，那種場面現(xiàn)在的人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了。
　　運回來的瓷器就堆在舊貨商店里，北京那邊差不多一兩個月派人來取一次貨。過來驗貨的人水平都很高，見多識廣，什么東西買對了，什么東西買錯了，價錢高了還是低了，他們都會告訴我們。特別是他們對于那些罕見品種的鑒定，讓我受益匪淺。說實話，我們濟南文物店在鑒定字畫方面是強項，瓷器鑒定一般的大路貨還可以，碰上那種稀有物件一般還要請外面的高人把關。每次北京來人驗貨，總是能發(fā)現(xiàn)一些不常見的文物，這是我長見識的好時機。有一年我買回一個大瓶，高45公分，行內(nèi)按尺寸叫150件（60公分的叫300件，大的有上千件）。當時買的時候就覺得這東西有來頭，上面沒有花紋，全是釉斑，紅一塊黃一塊紫一塊，連揚州的祁經(jīng)理也叫不出名堂。北京來驗貨的專家中有一個姓吳的老頭，對瓷器很有研究，我就跟他請教。他看了之后，很肯定的告訴我，這個東西叫釉敷。聽著不太像個器物的名字，也沒有什么太明確的意思，但是對照一下器物的特征，就覺得這名字靠譜。什么是學問？這就是學問。(口述 崔明泉 撰稿  本報記者 李劍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