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科里面解釋，晚唐開始，越州瓷窯出產(chǎn)所謂“秘色瓷”。“秘色”一詞最早出現(xiàn)在晚唐民間文獻《秘色越器》（陸龜蒙詩篇名）中，也出現(xiàn)在宋代官修的政府文書集《宋會要》中，此外如清代出版的《十國春秋》也用這個詞。自宋代以來，迄于明、清，乃至今天，學者們?yōu)?ldquo;秘色”一詞的真正含義聚訟不已。以往學者們都把注意力放在“秘”字上，而沒有注意到“色”字。據(jù)本百科“色”字條解釋，“色”可作“顏色(color)”解，也可作“配方(formula)”解。這樣，“秘色”就是“保密配方”的意思，也就是瓷器表面涂層“釉藥”的配方保密的意思。這樣，所謂“秘色瓷”就是釉料配方保密的專供皇家使用的瓷器。所以，“秘色”的意思是“保密的釉料配方”之意。

那么秘色青瓷的身世面紗揭開之前，人們又是如何解釋、猜測，以至一層層剝落那層神秘面紗的呢？

秘色:在越窯空前繁榮的晚唐時期，一位孤傲不仕、倜儻不羈的雅士陸龜蒙以《秘色越器》一詩盡情謳歌了越窯青瓷——“九秋風露越窯開，奪得千峰翠色來。好向中宵盛沆瀣，共嵇中散斗遺杯”。此詩用卓異的筆觸為越窯揚起了一面鮮艷的大旗，同時亦給后世留下了一個難解的“秘色”之謎。五代人徐夤在《貢余秘色茶盞》詩中對余姚上林湖（今屬慈溪）出產(chǎn)的“秘色茶盞”贊美道：“捩翠融青瑞色新，陶成先得貢吾君。巧剜明月染春水，輕旋薄冰盛綠云。古鏡破苔當席上，嫩荷涵露別江氵賁。中山竹葉醅初發(fā)，多病那堪中十分。”徐夤的生花妙筆折射出這樣一個事實：“秘色”在五代人的頭腦中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，換言之，“秘色”成為謎，是五代以后的事。

　圖：秘色瓷就是越窯青瓷中的精品

由于五代吳越國錢氏統(tǒng)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窯青瓷向中原朝廷進貢，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，所以在太平興國三年（978年）吳越國納土歸宋后，世人普遍認為“越上礻必色器，錢氏有國日，供奉之物，不得臣下用，故曰礻必色”。顯而易見，在宋人的心目中陶瓷“秘色”是與錢氏供奉劃等號的。然而，也有一些人對此持不同看法。趙令畤的《侯鯖錄》云：“今之秘色瓷器，世言錢氏有國，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，不得臣庶用之，故云秘色。比見陸龜蒙集越器詩云：九秋風露越窯開，奪得千峰翠色來。好向中宵盛沆瀣，共嵇中散斗遺杯。乃知唐時已有秘色，非自錢氏始。”這條記載指出“秘色”出現(xiàn)于唐代，否定了“秘色”與五代吳越錢氏進貢的因果關系，但未觸及“秘色”的含義。嘉泰《會稽志》則說：“越州秘色瓷器，世言錢氏有國日作之，臣庶不得輒用，故云秘色。按陸魯望集越器云：九秋風露越窯開，奪得千峰翠色來。好向中霄盛沆瀣，共嵇中散斗遺杯。乃知唐已有秘色，非錢氏為始。”此記述的最后結論雖與《侯鯖錄》相同，然它并沒有將“秘色”與進貢直接掛鉤，也就是說，“秘色瓷”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統(tǒng)治者外，還包括吳越國王。嘉泰《會稽志》是南宋時期的一部內容可靠、資料翔實的方志，所以它關于“秘色瓷器”的記述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顧文薦的《負暄雜錄》在談論“礻必色”時所得出的結論與前面兩部書相同，不過，它認為“礻必色窯器”出現(xiàn)的原因是“末俗尚靡，不貴金玉而貴銅磁”。葉  的《垣齋筆衡》所述與《負暄雜錄》基本一致。在宋人有關“秘色”的論述中，當數(shù)趙彥衛(wèi)的《云麓漫鈔》最為怪譎，該書云：“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，號秘色。又曰出錢王。——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：九秋風露越窯開，奪得千峰翠色來。好向中宵盛沆瀣，共嵇中散斗傳杯。則知始于江南與錢王皆非也。” “李王”即唐朝帝王，“錢王”為五代吳越國王。趙彥衛(wèi)的論述將青色瓷、唐朝帝王與“秘色”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又引用陸龜蒙的詩以說明“秘色”并不創(chuàng)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吳越國王。這句話不啻隱語——它隱含的結論是：“秘色”創(chuàng)始于唐朝，產(chǎn)地在北方�！对坡绰�鈔》的這條記載存在明顯的錯誤：（１）陸龜蒙詩的題目并未標“進”字；（２）該書的作者對“越窯”的所在地一無所知�？梢�，寡聞和臆想導致趙彥衛(wèi)的判斷出現(xiàn)了偏差。此外，《高齋漫錄》等書均述及“秘色瓷”，其文字與《侯鯖錄》大同小異。

圖：秘色青瓷

綜觀宋人有關“秘色瓷”的記載，可以歸納出這樣六點：（１）雖然世人普遍認為“秘色瓷”是吳越錢氏燒造并專用于進貢的瓷器，但也有一些人認為“秘色瓷”出現(xiàn)于唐代，故不是五代吳越錢氏所燒貢瓷的專名；（２）“秘色瓷”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吳越等方國的統(tǒng)治者；（３）各書在指明唐代已有“秘色”的同時，沒有述及它的本義；（４）《侯鯖錄》中“今之秘色瓷器”的提法，暗示了五代吳越國燒制的“秘色瓷”有部分流傳至宋代，當時不難見到；（５）陸龜蒙詩里的“中宵”或作“中霄”，“斗遺杯”或作“斗傳杯”，“好向”或作“如向”，這說明此詩在宋代已廣為傳抄，并被作為“秘色”之名的本源；（６）宋人引用的陸龜蒙詩之標題中均沒有“秘色”二字，這表明，此詩當時已家喻戶曉，故各書作者在引用時有意省略了“秘色”二字，否則“唐時已有秘色”的結論就不能成立。

上述關于“秘色”之爭的文字雖大多出現(xiàn)于南宋人所寫的書中，而這一爭論的起點則在北宋時期，盡管起初爭論的范圍不廣，爭論也不激烈，但嗅覺敏銳的朝中文人還是認識到了問題的復雜性，因而在著書立說時對“秘色”之名持審慎態(tài)度。歐陽修、宋祁等人在編撰《新唐書》時，將越州會稽郡土貢的越窯產(chǎn)品謹飭地稱作“瓷器”。到了元代，脫脫等人在編修《宋史》時，仍不敢采用“秘色”之名，而將吳越錢氏所貢的稱為“钅口金瓷器”、“金銀钅口器”、“瓷器”、“金钅口越器”等。由此可見，自“秘色”出現(xiàn)以來，這個民間的稱謂是一直被阻擋于宮廷之外的。

南宋那場激烈的“秘色”之爭過后，關于“秘色”的討論便沉寂了很久。明清時，“秘色”問題又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，而此時討論的焦點已轉變?yōu)閷?ldquo;秘色”含義的認定。景德鎮(zhèn)古籍記載：“垣齋筆衡謂秘色唐世已有，非始于錢氏，大抵至錢氏始以專供進耳。”此書經(jīng)考證后得出的結論是：“秘色乃是當時瓷器之名”，這類瓷器“其式似越窯器而清亮過之”�！短照f》也認為“秘色”是當時瓷器的名稱。古籍記載既是有待被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證實的對象，又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依據(jù)，故要最終揭示“秘色”的真相，還得將目光轉向出土的“秘色瓷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