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品的真相
關(guān)于故宮商業(yè)化的質(zhì)疑之聲還沒有消退，由瓷器受損開始的一系列網(wǎng)友爆料，再次讓故宮成為焦點。新一輪的故宮“黑幕”，全部與藏品相關(guān)。剛退休的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看了網(wǎng)上的一些質(zhì)疑，驚訝于外界對故宮藏品的了解如此貧乏，也反思，“故宮的確在很長的時間里，都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小系統(tǒng)，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”。
梁金生一家與故宮有據(jù)可查的就有五代淵源。清咸豐年間，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內(nèi)務(wù)府如意館就職，擔任咸豐皇帝的宮廷畫師，曾祖父后來擔任宮廷畫院如意館的掌管。爺爺梁廷煒本來承襲祖業(yè)為宮廷作畫，1925“清室善后委員會”成立后，擔任組長，負責清點清宮的公私物品。1931年為躲避戰(zhàn)亂，故宮選擇了一批珍貴文物南遷，梁廷煒和年僅14歲的兒子梁匡忠開始了長達18年的南遷生活。1949年梁廷煒接到密令，跟隨國寶去了臺灣，1972年在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去世。梁匡忠則留在南京故宮博物院，1953年返回北京故宮，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個兒子，金生，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。
梁金生在內(nèi)蒙古插隊11年，進入故宮已經(jīng)31歲。“1979年國家剛剛撥了一筆款項用于故宮大修，故宮就從社會上招了50多名維修工，統(tǒng)一招考。”梁金生在工程隊干了5年，參與庫房維修建設(shè)，然后被調(diào)到保管部織繡組，后來再到總保管組，跟父親成了同事。那時候故宮還沒有地下庫房，都是利用現(xiàn)有的地面宮殿、庫房來存放文物。“先天密封條件非常差，門窗不嚴，風沙一過，滿屋子塵土，天天打掃都沒用。而那些‘原狀陳列’、小范圍開放的地方，就算走‘太空步’，腳一落，特別細的塵土就飛起來。”梁金生回憶，“地面不防潮，濕度大的時候地面都長毛。”故宮古器物部金石組的資深庫房管理員方斌描述：“庫房里后來配了專門的吸濕器，有半張桌子那么大，機器運轉(zhuǎn)1個小時，300平方米的空間，能吸出兩到三大桶水來。”
做庫房維修的時候，梁金生就算能接觸文物，也是“搬搬抬抬的事情”，“把要維修的庫房搬空，東西挪到別處，修好了再搬回來”。到了保管組，他才有機會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，第一次接觸的，就是毓慶宮里成箱的織錦和布匹。“半人多高的大錫箱子，站在旁邊手伸不到底，底下的布匹，要爬到箱子里，舉著遞出來一卷卷地打開，查驗清楚是一段還是一匹，再封好放回去。”算起來，這其實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，梁金生身體力行地感受到了這項工作需要的無比耐心和細致。到了總保管組之后，梁金生定下了心思：“以我的年紀，再從事專項研究太難了，不如在這里踏踏實實地下笨工夫。”
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宮的家底，這項浩繁的工程，從故宮博物院成立開始，一直在繼續(xù)。鄭欣淼到任之前，歷史上的6次清點，3次在1949年之前，分別是清室善后委員會的接收點查，文物南遷之后的點查，以及北平淪陷期間的點查。1949年之后的3次，分別是1954至1965年，1978年至80年代末，和1991至2001年。每一次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，歷時10年左右。從皇宮變成博物院的故宮，不僅有歷代帝王的珍藏，也是一個“家”，一個龐大的生活起居場所，有一應(yīng)俱全的宮廷物資，和帝王后妃們的生活痕跡。這些東西如何歸類？算文物還是非文物？觀念一直在變。從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，在文物概念上，有了最大的拓展，把故宮98萬余件藏品的記錄，提升到了最新的180萬余件。
鄭欣淼研究過故宮的歷史，他帶的第一個“故宮學”研究方向的博士，畢業(yè)論文就是故宮博物院的院史。他發(fā)現(xiàn)，“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，一直在處理非文物的東西”。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，也就是1954年開始的那一輪，主旨是“清理文物，處理非文物，緊縮庫房，建立專庫”，從1954到1959年，主要是清理歷史積壓物品和建立文物庫房，成立了處理非文物物資審查小組，政務(wù)院批示由中央監(jiān)察委員會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(yè)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宮共同組成故宮博物院非文物物資處理委員會，先后共處理各種非文物物資“70萬件又34萬斤”。不同時期被當成非文物處理的種類各異，茶葉、皮件、貂皮，乾隆收藏的“假次畫、宗教畫”，乃至士兵甲胄都有。“前幾年，周海嬰先生還拍賣過魯迅先生買的清宮茶葉。”現(xiàn)在看來，這是對待清宮藏品問題上走過的彎路，但回到特定的情境，這種“甩包袱”的做法，“不是個人問題，是時代民族問題”。
文物的觀念在變化，歷代故宮人對于故宮藏品的認知也在變化，但守護藏品的態(tài)度和原則始終如一，這種傳承，梁金生最清楚。從1984年開始，他在“文物總管”的崗位上已經(jīng)27年，成了故宮內(nèi)部公認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。梁金生說，故宮的藏品有兩套賬，一套是總保管組的總賬，另一套是與總賬相對應(yīng)的各個庫房的分類賬。賬目里，一種是“故”字號，這是1962年吳仲超院長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宮藏品賬目；還有一種是“新”字號，這是1954年之后給新增文物建立的賬目，最亂的是1949到1954年之間的文物，后來專門固定了一個“新”字號的字段。各個時期的賬目都傳承下來，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總賬中的一本，16開大小的藍布皮賬本，全部是手寫記錄，蠅頭小字，一行行清晰工整。這些賬目是最原始的依據(jù)，每一次清查，新發(fā)現(xiàn)的文物新增號段，而原有的文物必須總賬與分賬、賬目與物品逐一對應(yīng)。
故宮的家底，就是靠這樣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點、記錄并傳承下來，直到引入電子化的信息記錄系統(tǒng)。梁金生說，“每一套總賬，國家文物局都是備案的，故宮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動”，而且，任何的文物轉(zhuǎn)移和調(diào)撥，賬目上都必須記錄，就算是因為人員交接問題，某個時期的分賬出現(xiàn)偏差，“對比總賬也一定能發(fā)現(xiàn)問題”�！豆蕦m博物院藏品管理規(guī)定》的草稿，就是梁金生根據(jù)工作心得總結(jié)出來的。
讓梁金生覺得最可笑的是關(guān)于那五件宋人書札的指控。網(wǎng)友爆料說，由故宮拍下的這五件文物后來重現(xiàn)拍賣場。故宮的文物征集，剛好也屬于總保管組的權(quán)責范圍，收納新的藏品，是故宮博物院自我豐富的一種方式，通過藏品呈現(xiàn)出不斷代的歷史和文化。梁金生有寫工作日志的習慣，他翻查出了當年的記錄：“當時是徐邦達先生給院領(lǐng)導寫信，希望故宮能夠拍下這五件宋人書札，它們很有價值。院里討論以后也決定參加拍賣會，但申請經(jīng)費的時候，卻因為數(shù)目太高沒有得到批準，全部過程都有文件存檔。”這件沒有完成的拍賣之所以寫進了年度工作總結(jié)報告里，屬于工作失誤，然后，被無限放大了。
失之交臂的這五件宋人書札，梁金生很惋惜。他回憶，從解放初期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，故宮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，“尤其是解放初期，物價穩(wěn)定，博物館也少，文物商店把整車整車的文物拉來故宮，送貨上門，任由故宮挑選。‘文革’故宮關(guān)門期間，也還有好多東西送進來，1966年底，在北展搞的‘紅衛(wèi)兵成果展覽’，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宮，當然，這部分后來落實政策的時候全部退還回去了。可是‘文革’結(jié)束之后，落實政策的80年代，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，又是一個文物進入故宮的高潮”。轉(zhuǎn)折在90年代中期，“拍賣公司出現(xiàn)之后，局面就變了。80年代我剛負責文物征集的時候，故宮每年給我的征集費用是1萬元，到了90年代初期，是每年10萬元，到了1995年，征集費預(yù)算已經(jīng)到了1000萬元，都是拍賣公司抬起來的”。
故宮是拍賣公司喜歡的客戶，故宮的名氣就是提升拍品價值的最好宣傳，但他們卻并不會因此給故宮最公道的價格，遇到不厚道的拍賣公司，還會故意設(shè)局找人假扮買家抬價。梁金生記得，有一次拍賣，他進場后故意沒有跟拍賣公司的人打招呼，坐在角落里，舉牌幾次之后，就再不動聲色，看著價格被一路抬上去。到最后，場面上是神秘電話競拍者勝出，但現(xiàn)實里，是拍賣公司不停地給故宮的領(lǐng)導打電話，追問故宮的競拍者到底去了沒有。最后，拍賣公司的把戲被戳穿，梁金生不僅用事先協(xié)議的價格拿走了拍品，還成功砍掉了交易的傭金。只不過，這些風光的故事只是少數(shù)，故宮的財務(wù)預(yù)算制度和文物價格的直線提升，已經(jīng)讓這條收集文物的路徑越來越困難。“按故宮的規(guī)定，今年必須做出明年的征集預(yù)算，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，我怎么知道明年會出現(xiàn)什么東西？”
關(guān)于藏品的諸多爆料出處何在，鄭欣淼和故宮內(nèi)部很多人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愿說破。“利益之爭哪里都有，故宮是個老單位，也是個有各種告狀的地方，歷史上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就被誣告盜寶，只是為什么出于私念，卻要賠上整個故宮的名聲？”
故宮的定位
鄭欣淼就任之前，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職位已經(jīng)空缺了11年。張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，一直沒有任命新的院長。鄭欣淼是陜西人，從地方干部做起，1992年調(diào)任中央政策研究室，繼而擔任青海省副省長，因為做眼睛手術(shù)必須離開高原，才到了文化系統(tǒng)，歷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和文化部副部長，就此與文物結(jié)下淵源。2002年，故宮成為文化部直屬單位，同年10月10日，鄭欣淼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。
10米紅墻里的天地，對時年55歲的鄭欣淼來說，也是全新的開始。“故宮是個老單位，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，從解放以來，總共16年沒有院長(1952到1954年，1984到1987年，1992到2002年)，實在千頭萬緒，我很有壓力。也有人說，不能拿歷史問題當借口，但故宮確實是個有歷史問題的老單位，牽涉到方方面面，這個不是我能抹掉的。”他說。
上一任院長張忠培也有同樣的感觸，他是故宮院長職位空缺4年后的繼任者，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。這位北大考古系畢業(yè)的高材生，在吉林大學任教30年，一手開創(chuàng)建立吉大的考古學科，只想站在考古學術(shù)前沿搞學問，對于故宮博物院院長的任命，心中雖然并不情愿，但也決心有所作為。保衛(wèi)處副處長王子寧對這位老院長印象深刻：“夏天穿著大褲衩坐在門邊搓著腳跟警衛(wèi)聊天，樸素得像個農(nóng)民，但是只要一談起學術(shù)，完全換了一個人，是位令人真心欽佩的學者。”張忠培用學者眼光對故宮做了一個初步評估：“四大優(yōu)勢只剩了一個半——學術(shù)研究上已經(jīng)遠遠落后于考古學術(shù)的發(fā)展，宮廷文物這一塊沒有地位，古建筑這一塊好一點，優(yōu)勢領(lǐng)域就是保存的傳世文物。”
這個院長該怎么當？故宮到底該如何定位？如何發(fā)展？張忠培還記得，“全院開會討論，說得最多的是管理傳世文物的部門，古建部的人也發(fā)發(fā)言，宮廷部沒人說話。專家們也有各種意見，提出故宮應(yīng)該辦成藝術(shù)博物館。我的想法是，應(yīng)該區(qū)分故宮和博物院，故宮有兩塊牌子，既是國寶，又是1987年被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，那故宮的特色應(yīng)該突出兩方面，一個是傳世藏品，一個是明清故宮，歷代王朝縮影”。討論沒有結(jié)果，但張忠培想清楚了，“少說多做，先從規(guī)章制度建設(shè)開始，讓各部處權(quán)責分明”。他從1988年開始故宮的獎金改革，希望“在不傷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，實行按勞分配的競爭機制”。
張忠培還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，重新做產(chǎn)權(quán)登記，收回故宮不同時期被劃撥或者被其他單位使用的房屋。“我來的時候，故宮的房子有14個單位占著”，其中就包括端門地區(qū)。端門外1917年就被劃撥給了歷史博物館，張忠培回憶：“在公安部門的主持下，1988年我跟當時的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坐下來談，我們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學，都是蘇秉琦先生的弟子，我們達成了協(xié)議，端門地區(qū)的產(chǎn)權(quán)歸故宮，但歷史博物館可以使用，繼續(xù)租賃經(jīng)營用以補貼開支，一直使用到他們蓋好新館。如果萬一那時候福利還不行，也可以繼續(xù)使用，但最終還是要歸還給故宮的。”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后來合并成立國家博物館，國家博物館新館2011年才竣工。張忠培定下的協(xié)議，終于在鄭欣淼的任期得以實現(xiàn)，鄭欣淼說：“今年4月30日簽的字，11月端門所有的經(jīng)營戶必須退出，到時候天安門管委會將協(xié)助我們收回，具體怎么把端門利用起來，我們還在考慮，可以保證的是，游客再也不會看到那些鬧心的歷代太監(jiān)宮女展了。”
鄭欣淼比張忠培幸運得多，他趕上了故宮百年大修的歷史機遇。工程計劃長達20年，每年投資1個億。上任之前，時任國務(wù)院副總理李嵐清與鄭欣淼談話，就特別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宮大修。鄭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個月，故宮大修啟動。作為初來乍到的“新故宮人”，他在千頭萬緒里開始了他的任期——維修方案怎樣制定，招標工作如何進行，組織機構(gòu)如何設(shè)定，任務(wù)如何計劃分配，等等。除了古建修復本身的各種不確定性，還有社會上的各種爭議之聲。“背景也很復雜，當時不光故宮，頤和園、天壇都在修，一些國際組織在質(zhì)疑中國的修復方法。其實，修的范圍、進度都可以商量，爭議關(guān)鍵是我們的方法和工藝對不對。”
鄭欣淼選擇的應(yīng)對方式，與當年的張忠培很相似，埋頭做事，不爭辯。修復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。“武英殿我們經(jīng)驗還不夠，更換琉璃瓦時新舊分開，所以新的那半看起來特別亮，批評我們的人也特別多，說故宮修得金碧輝煌像影視城，其實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氣，太亮，過兩三年之后就好了。等到太和殿工程，我們就吸取了教訓，8萬多塊琉璃瓦，全部拍照，每塊瓦都編號記錄，哪塊需要換，哪塊不需要，哪塊只要上釉，哪塊要連泥坯一起更換，一塊塊來處理。”關(guān)于故宮大修5年的階段性成果，已經(jīng)在2007年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得到了肯定。“22個國家的40多名專家，3個國際組織到太和殿現(xiàn)場考察，那些外國專家都明白了，東方的建筑是不一樣的，材料不同，工藝不同，維修的方式肯定不同。”眾口難調(diào)，關(guān)于故宮大修的爭議當然還在，但鄭欣淼和故宮的修復團隊已經(jīng)有了底氣，“中國式的修復方法已經(jīng)得到了國際的認同”。
鄭欣淼和張忠培一直保持著聯(lián)系，兩位老人常常在電話里探討，求同存異。張忠培的任期只有“2年1個月13天”，他因為一些特殊的歷史原因，1989年8月被停職，1991年卸任，各種構(gòu)想，空成遺憾。但他在鄭欣淼身上，看到了諸多構(gòu)想的實現(xiàn)。他對鄭欣淼的評價是：“這個院長沒有選錯人。”鄭欣淼也覺得，他們對故宮的思考有許多共通之處�；仡�9年任期，鄭欣淼的自我總結(jié)很簡單，一只手就能數(shù)完：“故宮的百年大修，第七次藏品清理，提出‘故宮學’研究，兩岸故宮交流和故宮的國際交流。”總的方向，是讓故宮以開放的姿態(tài)，與外界有更多的互動，公開化，透明化。“比如我們正在編輯出版的500卷《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》，這是第一次透徹地向公眾交代故宮的家底，讓全社會來監(jiān)督。”鄭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夠澄清一種誤解，就是北京故宮只有皇宮，好東西都去了臺北“故宮”。“臺北‘故宮’的65萬件文物，38萬件是檔案，近20萬件是圖書，真正的書畫文物只有10萬件。好多人喜歡拿臺北‘故宮’跟北京故宮比，其實兩者差異很大，臺北‘故宮’是公務(wù)員建制，跟我們的很不一樣。”
其實故宮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像“文物總管”梁金生形容的那樣，就是一個封閉的小世界。開放管理處處長檀文亭回憶，故宮的游客從“假日經(jīng)濟”、“黃金周”的概念提出之后，才開始增多，游客暴增則是2008年奧運會之后，2009年10月2日，是故宮歷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，14.8萬人。“那是什么概念，外面，從午門排到端門外，全是排隊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，里面，高個的只能看到人頭，矮個的只能看到別人的衣服。游客散后，一地垃圾。”這種壓力還在持續(xù)，2011年的國慶，雖然故宮已經(jīng)做出了每日限流8萬人的方案，并且提前通知公眾，但從國慶當天開始，游客壓力就在持續(xù)增加，同樣在10月2日、3日呈現(xiàn)井噴態(tài)勢。就算沒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爭議，這種旅游壓力，也必然讓故宮要越來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眾檢視，這是發(fā)展的必然，也是公眾對博物館文化需求的進步。
主管經(jīng)營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，曾經(jīng)是國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館司司長，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館文化，他覺得：“歐美國家，博物館已經(jīng)成為公眾日常文化消費的一個部分，但我們的博物館意識，遠沒有深入人心。”“中國以文保單位為依托的博物館占了1/3，到底應(yīng)該以什么眼光和理念，來傳播這種以藏品為主的博物館文化？如果大家說起故宮，都是經(jīng)濟換算，動輒是里面的什么東西值多少錢，其實應(yīng)該由故宮來反思，你給公眾提供了什么精神層面的東西？這是問題。”72萬平方米的故宮，開放區(qū)域已經(jīng)將近1/2，蜂擁而至的游客們興趣點究竟在哪里？除了拍著故宮的門釘，激動萬分地說終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，還有什么？那些已經(jīng)被磨得锃亮的門釘，都是附庸傳說和走馬觀花的印記。
10月2日，國慶游客最多的那一天，本刊記者再次到訪故宮，上午9點半，整個中軸線上，已經(jīng)水泄不通。而故宮陳列部精心布展的三個主題展覽，武英殿的書畫展、文華殿的瓷器展，以及午門城樓的蘭亭展，卻游人稀疏。這三個展室都免費開放，有凝練的主題，展示著諸多傳世文物，還配備了現(xiàn)代化的展覽解說和演示系統(tǒng)，就算對這些主題從不了解，也可以通過現(xiàn)場電子設(shè)備的輔助，開始一段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之旅�？上В@些稀疏的游人里，愿意靜下心來欣賞的人更加少，許多人只是匆匆繞場一圈，無視禁止拍照的警示，拿著相機或者手機，趁著工作人員不備，偷偷按下快門，閃光燈此起彼伏，閃過那些傳承百年千年的傳世文物。午門蘭亭展里的工作人員們，一上午都在重復同樣的話——“請不要拍照！”從最初的客氣克制，慢慢變得不耐煩和生硬，但他們的努力，旋即就被更多的閃光燈淹沒了�！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