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御賞宋汝窯蟠龍洗 選自《珍陶萃美》
原標題:乾隆的古陶瓷品鑒定法
“十全老人”乾隆,不只以文治武功聞名于世,其對古陶瓷的品鑒水平,無論在當時,還是后世,亦或是陶瓷史上,都不可等閑視之。
清宮舊藏陶瓷器數(shù)十萬件,實際上可分為兩類,一類是“秘而不宣、極少示人的物件”,是“真正的收藏品”;另一類是“用以彰顯皇家地位與品位而展示在外的”,是“陳設(shè)用品”(蔣得莊:《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》)。在乾隆看來,清宮的古陶瓷有“甲”“乙”“丙”或“一等”“二等”“三等”的分別,只有入選“一等”或“甲”類的器物,才是真正的收藏品。“二等”或未入選者,只是一般的陳設(shè)器物,或用以賞賜臣工。
本文探討的主要是屬于“真正的收藏品”范疇的古陶瓷。乾隆對古陶瓷的品鑒水平,實際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鑒藏水平。
耳濡目染:乾隆陶瓷品味之養(yǎng)成
乾隆對古陶瓷的品鑒,首先受到宮廷環(huán)境的影響。從順治時代開始,清朝皇帝仿效漢族文人士大夫,閑暇之時,以古陶瓷為清玩,臧否品鑒,涵養(yǎng)性情。乾隆的祖父康熙、父親雍正及帝師、詞臣、畫師乃至能工巧匠的啟迪,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乾隆的古陶瓷鑒藏品味。如葫蘆文字筆筒,是康熙賞賜給乾隆的案頭小物。乾隆二十三年,更作《詠葫蘆筆筒》詩一首,記曰:“是器乃皇祖所賜也。”其不僅“十載伴朝昏”,也有“訓(xùn)垂燕翼見銘言”。可見康熙與康熙的鑒藏之物對乾隆的直接影響。乾隆的詠瓷詩,多有反省警示之作,如《詠官窯方爐》云:“論器寓論世,用人弗可思”;《詠汝窯碗》云:“玩物敢忘太保言”。這種以警句鐫于古陶瓷之上,或在鑒賞品評時,警示處世之道的鑒藏觀,顯然受益于康熙。雍正曾下令繪制《古玩圖》,將琳瑯滿目的古器物,繪于手卷之上,營造出一種“博古”之境。乾隆則將純粹的古玩圖,發(fā)展為以“博古”為布景的“自畫像”,《弘歷是一是二圖》是其代表。
乾隆的陶瓷品鑒能力,也受惠于宋明文人的賞玩心得及對古陶瓷的的實物觀察。清代的皇子教育,雖重滿漢蒙文、四書五經(jīng)、騎射之術(shù),但并沒有系統(tǒng)的古物賞析課程,乾隆的陶瓷知識,多賴自修,尤其是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的《瓷器部匯考》,是乾隆的常用參考書。其征引文獻,既有《遵生八箋》《格古要論》《六硯齋筆記》《春風(fēng)堂筆記》等集中論述古物賞析的文獻,也旁及《坦齋筆衡》《老學(xué)庵筆記》《癸辛雜識》《清異錄》《聞見錄》《茶經(jīng)》乃至陸龜蒙、蘇軾等人的詩詞,可謂博通古今,旁征博引。有時,也由南書房的文學(xué)侍從嵬集相關(guān)文獻以供乾隆引經(jīng)據(jù)典之用。
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:乾隆古陶瓷品鑒之過程
對于古陶瓷,乾隆有著獨特的品賞過程。從品貌觀察、辨?zhèn)未嬲、考證校異到配置匣盒,鐫刻詩文、繪制圖冊、編目典藏,已形成了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的品鑒流程。不僅展現(xiàn)了乾隆的學(xué)識修養(yǎng),也體現(xiàn)了乾隆在建構(gòu)清宮典藏體系中的規(guī)范與創(chuàng)新。
第一,品貌觀察。乾隆在《戲題官窯盤子》中談到其對《周禮·考工記》中髻、墾、暴、薜的理解,曰:“髻墾謂其器之不正,薜暴謂其釉之不純”,換而言之,乾隆尤其看重古陶瓷的完殘與釉色,位列“甲等”的瓷器,應(yīng)當是完整無殘、釉面潔凈的。此外,對于支燒痕跡,亦甚重視。乾隆對《詠古陶器尊》自注曰:“凡燒造陶器,以細釘搘底入窯,故多有釘痕見底,是尊釘痕弗見,而見口,與他器異。”
第二,辨?zhèn)未嬲。乾隆對古陶瓷的真(zhèn)伪鎰e,也頗有眼力。陶瓷專家謝明良指出,目前發(fā)現(xiàn)的經(jīng)乾隆題詠并傳世的哥窯瓷器有19件,其中大多數(shù)為宋元時期的官窯系產(chǎn)品。“經(jīng)乾隆鑒別出的真正汝瓷卻也有6件之多。”當然,乾隆的鑒賞也多有錯誤,如其常將汝窯判定為鈞窯,把鈞窯鑒定為汝窯,甚至可能將明清仿制品視為宋瓷(謝明良:《乾隆的陶瓷鑒賞觀》)。經(jīng)乾隆品鑒,被視為真品者,將著錄于冊,或配匣盒,或繪圖冊,以為永藏。
第三,考證校異。陶瓷器上的銘文,常受到乾隆的重視。其對宋瓷銘文“奉華”“殿”“坤寧”等字的考釋,至今仍被陶瓷史家所珍視。如汝窯紙槌瓶“奉華”字銘,乾隆已指出:“考宋高宗劉貴妃有奉華大小二印,南宋雜字詩吳焯所撰卷內(nèi),知是風(fēng)流女畫師之句,注引畫史劉妃工畫人物云云。”馮先銘則指出,“奉華”是指奉華堂,南宋高宗德壽宮的配殿,是劉妃的居所。二種說法,皆有所據(jù),并行不悖。
第四,復(fù)原修補。在乾隆看來,古陶瓷的“髻墾”與“暴薜”是一種缺憾,《詠哥窯葵口碗》言:“古器雖髻墾,人亦珍之”。乾隆希望通過當時的修復(fù)技術(shù),在掩飾瑕疵傷痕的同時勉力恢復(fù)瓷器的原有外觀。常見的方法有補釉、補胎、磨邊鑲扣,或使用粘合劑、鋦釘鋦補等。《內(nèi)務(wù)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記載,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九日,“員外郎白世秀將哥窯洗一件(口破,隨木座)刷洗好持進,交太監(jiān)胡世杰呈覽。奉旨:將哥窯洗破口磨些,另鑲銅燒古口。”重鑲口沿的古瓷器,與宋代官窯的“紫口鐵足”有異曲同工之妙,或許,這也是乾隆熱衷于為古瓷鑲邊的動機之一。
第五,配置匣盒。凡是入選“一等”“二等”或“三等”的古陶瓷,都配有特制的匣盒。如乾隆三年二月到五月,先由管事太監(jiān)準備紫檀木匣、花梨木匣、黑漆螺鈿匣等各式不同尺寸的木匣約758件,呈請乾隆裁定。其中,一等品選用上好木匣,在匣蓋和匣頭標記古陶瓷名稱等信息。酌情選取青、黃、綠三種顏色之一,填補字跡。而二等品、三等品只在匣頭一處標注品名。略有瑕疵的古陶瓷,只留在宮廷,而不為之配匣。
第六,鐫刻詩文。乾隆一生作詩四萬多首。其中,有近200首是吟詠古陶瓷的詩,多半鐫刻在古陶瓷器上。在乾隆看來,完美無瑕的瓷器象征帝王的高尚德行。在“御制詩中追溯舜陶于河濱的典故,并且將之連結(jié)至圣人以德治天下的情操,從中建構(gòu)以古代圣君為楷模的窯冶理念。”(余佩瑾:《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》)換而言之,降旨刻詩,不僅是為了宣揚政治理念,也是為了塑造一種皇權(quán)正統(tǒng)的形象,乾隆在主導(dǎo)官窯生產(chǎn)活動中,也兼具帝王、督陶官與工匠三種角色,是其仿效大舜督促官窯產(chǎn)燒,宣揚德政的方式,體現(xiàn)出乾隆對三代社會的理解與愿景。
第七,繪制圖冊。乾隆也具有文人所特有的集古雅趣,為此配置了多組多寶閣,每組多寶閣,又繪有配套圖冊。保存至今的清宮陶瓷圖冊有四種,分別是《珍陶萃美》《精陶韞古》《埏埴流光》和《燔功彰色》。每冊都選錄陶瓷10件,涵蓋宋代定、汝、官、哥、鈞、龍泉及明代的宣德、成化、萬歷等不同年代、不同窯口的古陶瓷。圖冊作對開裝裱,上頁繪制陶瓷圖像,題寫品名,下頁記錄尺寸、形制、釉色、款識乃至前人評述。這也是清宮各類典藏圖冊的標準樣式。
乾隆通過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的古陶瓷鑒藏體系,建構(gòu)起了清宮的典藏體系,并以此彰顯治國理政的理想和愿景。乾隆,以廣袤的大清江山為依托,以豐厚的宮廷收藏為基礎(chǔ),上承康熙、雍正的鑒藏理念,直接受益于古代文人的鑒藏心得和身邊的士人工匠,熟稔典籍,摩挲細觀,形成了獨特的古陶瓷鑒藏品味與賞鑒能力。雖在真?zhèn)舞b別方面,并不能“運籌帷幄”,但在官窯探源、銘文考釋、陶瓷修復(fù)、典藏著錄等方面,皆有后人可借鑒的成就。乾隆的古陶瓷品鑒,不只是頤養(yǎng)性情,更將品鑒的心得用于指導(dǎo)乾隆官窯的實際生產(chǎn),推動了清代中期官窯瓷器的創(chuàng)新與發(fā)展,其將古陶瓷的賞玩與政治理想相結(jié)合,成功塑造了一個堪比堯舜的德君乾隆,成為盛世清朝的一個縮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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