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劉英杰

　　近期熱播劇《大清鹽商》中揚州鹽商的富貴與奢華引發(fā)觀眾熱議，乾隆年間朝廷的食鹽管理是官督商辦的特許經(jīng)營制度——即引鹽制，而一旦獲得了食鹽的特許經(jīng)營權(quán)，鹽商想不發(fā)財都難。原因無他，在農(nóng)耕時代，食鹽是消費者最多、最能體現(xiàn)流通性、利潤最大的商品，鹽商的奢靡和揚州的繁華皆因此而來。《大清鹽商》中汪朝宗原型便是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蘇揚州鹽業(yè)的徽商巨富，為清乾隆時期“兩淮八大總商”之首。江春因其“一夜堆鹽造白塔，徽菜接駕乾隆帝”的奇跡，而被譽作“以布衣結(jié)交天子”的“天下最牛的徽商”，其豪奢代表處，除了興建康山草堂之外，史書專門記載其“所造沉泥盆，與宣和金戧等”，意思是江春家的沉泥花盆跟“宣和金戧”差不多。

　　將“沉泥盆”與“宣和金戧”單拎出來類比以記述揚州鹽商的奢華，可見這兩類器物何其珍貴，幾乎和石崇王愷斗富祭出的各般奇珍一般傳奇。既然江春所造“沉泥盆”比“宣和金戧”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那么首先得知道“宣和金戧”的歷史地位。“宣和”是宋徽宗的年號，“金戧”實為“戧金”，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瓷器裝飾藝術(shù)。眾所周知，兩宋瓷器是中華瓷器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，它反映了那個奢華無比的時代人們的審美情趣和精神追求。但凡每一件兩宋瓷器，都蘊含著一些精絕奇巧的制瓷工藝和其背后的精神圖騰，何況是戧金宋瓷。所謂戧金，是要在器物表面先刻出線條或細點，然后在線條或細點內(nèi)上金粉或金箔。戧金藝術(shù)運用到瓷器裝飾上并不多，概因其費工費料，稍有不慎，即成殘品。戧金瓷是上層統(tǒng)治階級的專門用品、禮器及祭器，燒制極為隱秘。在等級森嚴的王朝，戧金瓷器與“釉有三色”的瓷器，民間是不能使用的，僅限于宮廷、官府和皇親國戚使用。由于這種戧金瓷器的存世數(shù)量不多，品類特別，制作特殊，身份獨特，隨著歷史變遷，時間推移，人們知之甚少，遂成為后世渲染富貴珍奇的寄托之物。

　　推而知之，評述江春所造“沉泥盆”與“宣和金戧”相類的論述者，并不一定見過宣和戧金瓷，但必然見過江春家的“沉泥盆”，且對其精妙工藝與高貴品質(zhì)贊嘆不已。“等”不僅體現(xiàn)在藝術(shù)價值與經(jīng)濟價值上，應(yīng)該還體現(xiàn)在器物的色澤與質(zhì)感上，所以“沉泥盆”應(yīng)該金光內(nèi)斂，圓潤瑩潔。“沉泥盆”即紫砂盆，眾所周知，將紫砂塑造出宣和戧金瓷器的韻味當然不是容易事兒！何況江蘇宜興紫砂赫赫有名，揚州宜興水路極為便利，再加上清代中期是紫砂藝術(shù)發(fā)展鼎盛的時期，涌現(xiàn)了許多紫砂名家，富貴鹽商必然受風潮影響。這一時期的紫砂藝術(shù)，已趨雅而不俗，使用與把玩共存，大量詩文書法金石篆刻揮灑之上，實際上反映了文化人的生活哲學和處世態(tài)度。江春雖是一介商人，卻是功名在身的文化人，常以儒者自居，是以玩賞紫砂也符合當時的身份與地位。富貴熏天的江春所造“沉泥盆”自然不是尋常紫砂，紫砂藝術(shù)品兩個珍貴之處，一個是制作工藝，另外一個便是胎土泥料，制作工藝不說，僅普通的胎土泥料便有“富貴土”之稱，足見其珍貴。江春制作“沉泥盆”所用“沉泥”，是將紫砂泥料精淘細洗，經(jīng)歷數(shù)十道工序，取其精細沉泥。可以說，這種制作工藝是完全不計成本的燒錢藝術(shù)，和劇中另一位鹽商鮑以安“以長白參喂雞而食雞子”有異曲同工之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