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會期間,北京唐家?guī)X的“蟻族”唱的《蟻族之歌》把嚴崎等幾名前來看望的政協(xié)委員唱得淚流滿面。
“蟻族”,這一在去年被炒熱的群體再次引起外界的極大關注。政協(xié)委員葛劍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,“大學畢業(yè)生在競爭中要理性,要正確估量自己的能力,不能都指責社會,‘蟻族’現(xiàn)象并不能完全靠社會解決。當然,政府有責任進行引導,要把產業(yè)導向、信息、城市發(fā)展等及時告訴大家。要促進人才合理流動、合理配置。”
“‘蟻族’是一種客觀現(xiàn)象,沒必要被過度渲染。年輕人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,經歷各種艱難和辛酸,是一個必然的過程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認為,“雖是‘蟻族’,但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年輕大學生們具有樂觀、自信、奮發(fā)向上的心態(tài)。另一方面,‘蟻族’現(xiàn)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我國大學生就業(yè)難和就業(yè)結構失衡問題。”
昨日,早報記者就“蟻族”這一話題采訪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嚴崎和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。
對話顧駿:叫“蟻族”們再磨煉幾年?這是風涼話!
一個人要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,越來越需要借助它的先天性資源,也就是說家庭給他的資源。這種情況對許多窮孩子來說,就意味著斷了他的前途。因為這幾年,各個階層都已出現(xiàn)一個后代繼承的問題。比如說當官的后代當官,經商的后代經商。
“蟻族”本身不是個問題
記者:“蟻族”對很多人來說,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新群體?
顧駿:“蟻族”本身不是個問題,他們本身應該磨煉。但今天我們要看到他們背后的現(xiàn)實,這些人中許多都是屬于社會底層的家庭出身。這就帶來了新的問題,這些家庭的孩子即使念完了大學,教育也沒有改變命運。
記者:不像1980年代的大學畢業(yè)生一樣,會有很多的上升機會?
顧駿:對,這就會成為一個大問題。
記者:為什么?
顧駿:這就說明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壁壘在形成。一個人要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,越來越需要借助他的先天性資源,也就是說家庭給他的資源。這種情況對許多窮孩子來說,就意味著斷了他的前途。因為這幾年,各個階層都已出現(xiàn)一個后代繼承的問題,比如說當官的后代當官,經商的后代經商,事業(yè)單位、國有企業(yè)的后代也進入了自己所在的單位。這樣的話,對許多原來沒有家庭背景的大學畢業(yè)生來說,怎么辦?
適合大學生干的職業(yè)少
記者:據“蟻族”這個名詞的作者調查顯示,“蟻族”多數(shù)都是“窮二代”。
顧駿:對,大多數(shù)都是“窮二代”。而大學生中“窮二代”占的比例并不高。
記者:對于“蟻族”,網上有很多的議論,一種說法就是這些人可能不夠努力?
顧駿:不是。我們社會學這么看問題的,如果一個人發(fā)生了問題,不是我們研究的,我們研究的是好多人,特別是好多人具有同樣的社會屬性的話,那這里面就有制度性原因了。就如同一個人下崗,那可能是個人不努力,可是當一個城市里有十萬人下崗的話,你還能用不努力來解釋嗎?
記者:那“蟻族”的形成原因是什么?
顧駿:中國到現(xiàn)在,經濟發(fā)展模式還是靠簡單勞動力,低工資,還是粗放型的,資源消耗型的,投資拉動的。所以我們有許多需要用腦力的崗位出不來。因為大部分人的工資收入低,我們的服務業(yè)出不來。服務行業(yè)中又有一類是社會服務業(yè),就是像國外的非政府組織等,這些地方的工作崗位都釋放不出來。所以我們每年培養(yǎng)了600多萬大學生,卻沒有多少適合大學生干的職業(yè)。
大學生做掏糞工,不值!
記者:就業(yè)問題是很多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?
顧駿:不是。比如說國家對非政府組織還控制得很嚴。我很早的時候就做過一個課題,就特別地提到大學生失業(yè)的問題。當時我就說,我們的產業(yè)結構有問題,特別是社會服務業(yè)出不來,后面肯定會帶來問題。
記者:會帶來什么樣的問題?
顧駿:就是大學生沒有辦法從事相關的職業(yè)啊,F(xiàn)在做的是沒有知識性的職業(yè)。最近有山東的大學生掏糞都開始了,社會上有很多的叫好聲音啊。你說掏糞的工作大學生都已開始做了,父母投入這么大培養(yǎng)一個大學生,不容易啊。
記者:你覺得不值?
顧駿:絕對不值!
記者:很多人,包括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也說,這是好事啊,大學生不挑了,放下身段了。
顧駿:他怎么不去啊,他自己為什么不去掏糞?
記者:我們多年來強調,崗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?
顧駿:那是錯的。崗位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,但崗位對人的能力、素質都有一定的要求。目前來看,掏糞有什么要求?需要我們學這么多年嗎,還要通過英語的四級、六級?
就一個人全面發(fā)展而言,他受到教育多少都是應該的。但是就人力資源來說,有沒有一個投入產出的比呢?
精英對草根的漠視!
記者:你覺得這是資源浪費?
顧駿:當然。尤其是對很多貧困家庭,他們孩子上大學是一種投資行為,國家收了他們的錢,應該給他們的投資有一個正常的回報預期。難道正常的回報預期就是掏糞嗎?
記者:網上有人說,這是父母自己投資的失敗。
顧駿:父母投資教育,應該與社會給予一定的保障相結合。否則就沒有辦法投資,如同現(xiàn)在投資股票,如果沒有一整套的規(guī)則來保障,我投進去干嗎。國家給予讀大學基本預期的滿足,這不過分吧。難道現(xiàn)在讀大學完全成為個人的選擇了嗎。
因為對于許多窮孩子來說,上大學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。當上大學的出路被堵死了,上了大學都不能改變命運了,你想一想他們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?
記者:有人說,先過幾年苦日子不要緊,這是一種很好的鍛煉。
顧駿:這話說得很輕松,你憑什么說過幾年會好啊。過幾年,產業(yè)結構就調整了?過幾年就沒有大學畢業(yè)生了?
記者:就是說沒有一個好的經濟結構,這些人過幾年還是出不來?
顧駿:是的,還是出不來。如果我們去追究的話,發(fā)現(xiàn)某一個群體的子女會特別出不來。這時候就麻煩了。
記者:比如說哪些群體?
顧駿:“窮二代”啊。你說鍛煉下有好處,“富二代”、“官二代”,包括我們“教授二代”,為什么不去鍛煉一下。為什么“窮二代”因為無奈而被迫從事這些行業(yè),我們還在那里說風涼話。這是精英對草根的漠視!
“窮二代”或成不穩(wěn)定因素
記者:你覺得年輕人向上走的渠道不太暢通嗎?
顧駿:好多斷了。“窮二代”擁有的社會資源越來越少了。完全靠自身的努力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。
記者:這個群體的問題解決不好的話,可能會對社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?
顧駿:很簡單。我上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就說過,當他們不能通過個人的努力來解決自己的出路問題時,可能會成為社會不穩(wěn)定的一個根源和因素!
記者:這方面你有什么建議?
顧駿:現(xiàn)在的各種資源高度壟斷,沒有東西的人拿不出東西來相互交換,也就會越來越窮。如果這種局面不改變,這個社會就在積累它的負面力量。
記者:似乎上海“蟻族”的特征不是很明顯?
顧駿:因為上海的空間沒有北京大,所以有北漂,較少有滬漂,這一群體確實比較少。
對話嚴崎:可倡導政府出地企業(yè)參與修建集資房
人才培養(yǎng)要有針對性
記者:你在兩會的之前一天,到了北京唐家?guī)X,“蟻族”的聚居地看了,有什么感受?
嚴崎:唐家?guī)X那塊的話都是北漂一族。沒有去之前,真的還不知道會有這種地方,住著這么小的房子,條件非常的簡陋,都是外地來的,大學生居多。
在我今年的提案里,我也關注到了這種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、子女上學問題,并作了提案。
記者:有沒有專門針對“蟻族”的問題進行提案?
嚴崎:沒有。以前不知道有這種情況。其實這一塊我們國家已經開始關注到了,特別是總理的報告中也提到了。
唐家?guī)X這地方住了十萬人,這里可能要拆遷了,那么這些人要住到哪個地方去?他們的房租每個人一個月就是200元左右。政府要對這些人的生存狀況以必要的關注。
我覺得可以倡導由政府來出地,企業(yè)來參與修建集資房、廉租房,讓價格下來,他們的居住條件才會得到改善。
記者:我覺得不僅僅是個住房的問題。“蟻族”主要的群體是大學生,收入較低,多數(shù)是外地來的,它與農民工這個群體不太一樣。
嚴崎:其實我今年在提案中也提到關于大學生就業(yè)的問題。我建議政府要對這些人的培養(yǎng)結構做出調整,要有針對性。比如說地方大學就為地方經濟建設培養(yǎng)一些實用型的人才。對于已畢業(yè)的大學生,政府可以提供補貼,來進行回籠教育,讓他們更加實用,可以與企業(yè)直接進行對接培訓,從而讓他們實現(xiàn)就業(yè)。
以后辦大學也應該更有針對性、職業(yè)性,F(xiàn)在的大學生所學的知識與現(xiàn)實中不太能對接得上。
大學生可到二三線城市
記者:隨著現(xiàn)在城市化的發(fā)展,很多大學畢業(yè)生都會涌入城市,這種方法可能會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(yè)問題。但每年數(shù)百萬的大學生畢業(yè),而就業(yè)機會相對有限。
嚴崎:有些學生不一定都要進入大城市,可以到二三線城市。北京不能容納這么多的人。這個也得有個觀念上的轉變過程。政府可以出臺一些鼓勵政策。在大城市可能一些人一輩子的工作就是為了一個住房的問題。如果在二三線城市,這些問題的負擔要輕很多。
記者:很多人說“蟻族”擠進大城市,抬高了房價。
嚴崎:這個我不去比較。
記者:你覺得“蟻族”是不是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了?
嚴崎:是的,我們要引起重視。重慶也有,上海也有。我相信這個問題會逐步地得到解決。
記者:網上有報道說,你們政協(xié)委員去看了后,特別受感動,掉眼淚。
嚴崎:我覺得在這種特定的環(huán)境下,我們是發(fā)自內心的。
記者:是不是與自己的成長經歷有關系?
嚴崎:每一個人的成功都不容易,不經歷磨難哪能成功。每個人的成功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。每一個人都是從艱辛走過來的,F(xiàn)在社會也在關注他們。
不能等靠政府政策
記者:總理也說了,讓每個人活得有尊嚴,你認為“蟻族”的狀態(tài)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嗎?
嚴崎:這個也是雙方面的。你說每一個人不去創(chuàng)造財富的話,靠政府的政策去等是不行的。
記者:我覺得這些人他們不是不去工作,不是不努力。
嚴崎:其實每一個人是不一樣的,將才和帥才是不一樣的,每一個都有創(chuàng)業(yè)的天分。
以我所在的行業(yè)來說,也非常需要大學生。我們去年招了200多名大學生,他們的希望值都很高,有些人就提出工資必須要多少。
記者:你覺得他們要求太高了?
嚴崎:心態(tài)上要平和一些。他們到我的企業(yè),我是非常歡迎的。
記者:你覺得他們要放下身段?
嚴崎:也不是。我以前也是國家干部,也是公務員,我是五張桌子起家的。我們企業(yè)能做到今天,很多人都說是運氣好,如果沒有勤奮,也是無法成功。我的希望是他們要改變觀念。